第十章 最伟大的力量根植于同情心

引导我们爱我们应该爱的，恨我们应该恨的。”

    “什么是节欲？”另一位神父说，“难道不是爱忍受痛苦的诱惑吗？什么是谨慎？难道不是爱没有错误的诱惑吗？什么是坚韧？难道不是爱勇敢的忍受吗？什么是公正？难道不是爱用某种方法调解生活中的不平等吗？”斯多葛主义者认识到了这种神奇的力量。“爱产生之前，”苏格拉底说，“必然王国中出现了许多可怕的事物。可是，这个上帝一产生，人就拥有了一切事物。”

    体贴、友善、关心他人，这样的人永远会得到回报。它们将使受惠之人感激不尽，其回报将自愿而爽快，这是单靠金钱所无法保证的。同情心是家庭之灯，是温暖之源，在家里，主人和仆人、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紧紧相连。少了它，家庭就得不到真正的幸福，有了它，整个家庭就会由一条温馨和睦之线紧紧编织在一起。

    已故的阿瑟·赫尔普斯先生在一篇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文章中写道：“你看到一个人日益富裕起来，或地位日渐增高，或职业声誉逐渐隆起，你把他归结为一个成功者。然而，如果他的家庭混乱不堪，家人觉得与他在一起是一件不幸的事，缺乏一条感情之线的牵系，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不管他在世上命运有多好，我们都得记住，他永远把一个尚未攻破的重要堡垒留在了身后。当爱心没有在家庭中找到落脚点时，男人（或女人）的生活就不能说真正完美。家庭生活可以在许多方面放射出光辉，但应该有一种温暖的爱横贯其中。温馨家庭缠绕着每一个好人的心。”

    14世纪一名匿名画家作了一幅迷人的画，其主题是描写家庭的安宁。在这幅画中，我们发现，名门望族的年轻人都习惯于在父亲与朋友聊天时待在桌旁服侍。

    卡丹在赞扬威尼斯贵族时，特别提到了他们对待仆人时亲切而自由的态度。他非常推崇这种温和而谦逊的态度。在评论勇士维克修斯时，他说：“他主要靠理性，而非权威管理所有的下属。是的，也许有人会说，他只是他家庭的职员而不是老板。”

    至于家庭的同情心，我们就没必要多说了。“人生遇到的第一个社会，”西塞罗说，“是婚姻；第二个社会，是家庭；第三个社会，是国家。”支配家庭成员的父亲是一位君主，但他的力量必须充满对家庭成员的同情。一切进步从家庭开始，从此出发，才出现了管理社会的各种或对或错的原则和标准。父母亲的动力是同情和爱。“为了后代的成长，”叶·保罗·利希特说，“自然界能够也必须向女人提供的最高尚、最纯洁的品质，是爱。母爱充满热情，不求回报，追求一个与母亲本人不同的目标。孩子接受母亲的爱、吻和呵护，可第一个回答往往只是拒绝。这可怜的生物，需求最多，付出却最少。相反，母亲却不停地给予，她的爱只能越来越多，哪怕孩子毫无谢意，也是如此。正如父亲是所有最坚强的人当中最伟大的，母亲在所有最柔弱的人当中也是如此。”

    支配家庭的是父亲，管理家务的则是母亲。父亲学过如何用友善和自制来支配家庭吗？母亲学过用任何使家庭舒适的方法来管理家务吗？如果没有，婚姻将成为一种语言与行动上可怕的难题。“实际上，”阿瑟·赫尔普斯先生说，“我几乎怀疑，如果一个人没有同情心，他作为家长所造成的不幸会比一个不公正的人少。”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说了一句很妙的话，她说：“把我给你的东西还给我。”“好，”丈夫回答，“你的财产我会给你的。”“我不是说财产，”她说，“请还给我真正的财富，把我的美貌和青春还给我，把我灵魂的童贞还给我——把我快乐的感情还给我，把我从未失望过的心灵还给我。”

    一个人要想真正拥有幸福，他必须有一个心灵的伴侣，正如必须有一个帮手一样。两个人都必须真诚、坚贞、充满同情心，都必须爱自己的孩子。家庭生活是非常烦琐的，但他们必须用自我约束和自我牺牲将其克服。“耐心，”特土利尔说，“是女人的标志、男人的证明。童年时我们喜爱它，青年时我们赞美它，它美妙无穷地绽开在每一个岁月里。”东·安托诺·古瓦拉对一个向他请教丈夫职责的瓦楞西亚绅士说，如果他希望报复每一个对自己发怒的人，不管是萨姆森的力量，还是所罗门的智慧，对之都无能为力。因而，这就得靠耐心和容忍。一两快乐，抵得上一吨忧郁。

    人们很少注意女人的外在生活，对她们的内心生活就更是如此。可是，这两者恰恰是成为女性气质、女人的自然禀赋所必须小心的。此语并无恶意。我们眼里的女人是柔弱的，她需要依靠、信任、倾诉、尊敬和照顾，同时，她有一种力量，使她能够容忍、保护、攻击和支持他人。这些禀赋，我们可以在她适应环境的神奇力量中，在她尽职尽责的坚定态度中，在她赢得的优雅和自我的奉献中，找到它们。好妻子对丈夫的事业富有同情心。她取悦他、鼓励他、帮助他，她为他的成功和快乐而高兴，并尽最大可能解除他的后顾之忧。法拉第71岁时，写信给与自己相伴度过漫长而幸福婚姻生活的妻子：“我渴望见到你，亲爱的，渴望与你一起说话，重温你给我的所有的温馨。我脑中全是你，心里也是你，这使我的记忆力下降，就连同处在一间房子里的朋友的名字都记不住。你必须尽你的旧职责，做我的心灵之枕——让我休憩、使我快乐的妻子。”

    世上再没有人比查理·拉姆更富有同情心了，也很少有人未曾听说过他生活中的可怕故事。21岁时，他的姐姐狂怒之下用刀杀死了母亲。从这一刻起，他决心把终生献给他那“可怜的、可爱的、最亲爱的姐姐”，自愿承担了照顾她的责任。他放弃了一切恋爱和结婚的念头，并因此而拒绝了唯一的一次婚约。依靠那每年不足100英镑的收入和对姐姐的爱心，他只身踏上生活的里程，快乐和痛苦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心。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的姐姐把部分时间用来写作（莎士比亚故事集）和别的作品。哈兹里特谈到她，认为她是他所见过的人中最聪明的女人，虽然她终生受到精神病的折磨，不断处于疯狂的边缘。每当她感到精神病即将来临时，查理就会把她抱在怀里并送到霍克斯顿精神病院。看到弟弟和姐姐在这样痛苦的路上一起行走、一起哭泣，没有人不为此而感动。查理手里拿着破旧的夹克，把姐姐交给精神病院看护。每当她恢复理性，她就会重新回到弟弟的身边，受到弟弟热情的欢迎和最温柔的对待。“上帝爱她，”查理说，“我们之间的爱也从不逊于上帝之爱。”他们的感情维持了40年，除了她的健康状况引起的风波之外，中间没有任何乌云。查理高尚而坚强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对他人的同情常常表现为危急之中拯救他人生命的愿望。我们已经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但仍有一个例子值得一提。一天，瓦特森夫人正在海边捡贝壳，以充实自己的收藏品。抬起头，她看到一个人只身攀住一块岩石，四周全被海水所包围。她不知道他是谁，但她知道，这个人正处在生命危险中，她决定去救他。海浪越来越高，急剧而狂怒地拍打着海岸线。显然，要救这个处于危难之中的落难人几乎是不可能的。瓦特森夫人顾不得这些，她哀求几位船夫，并许诺给那些愿意出海救人的人很多报酬。开始时，他们犹疑不定，但最后还是答应派一只船去。正当那个人的体力刚好耗尽时，他们抵达了那块岩石。他们把他接到船里并安全地送到了岸上。令瓦特森夫人大吃一惊的是，被救的不是别人，而是她的丈夫——威廉姆·瓦特森先生！

    即使是一句温暖的话，都会被人记住。著名的西登汉姆博士曾说，无论何时，每个人，不管是对好人还是对坏人，都说过一些或好或坏的话。欧尔内的助理牧师，考培的朋友，是一个很少对人说坏话的人之一。他说自己：“没有爱就没法活了。”

    “一个女人的一本回忆录，里面记述了她在野蛮世界里的野蛮生活，把我从无数的诱惑中拯救了出来。当地的人们，并不是每个人都熟悉她。她在我离开家乡之前死去，可是使我从许许多多令我难以承受的事情中安全逃离，原因只是因为我曾经爱过她。我从没有感到自己曾失去过她的爱。不把她的爱深藏心底，我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当我稍微感到孤独的时候，我就敞开心灵拥抱这个念头：‘为了她。’”（注：指J。F.玛约小姐。）

    下面是一个表明同情心及其重要性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现属纽约的芝加哥州立教堂牧师罗伯特·科尔叶在其布道中讲述的。科尔叶先生出生于约克郡的凯勒，但其早年主要是在美丽的水乡依克利度过的。他做过铁匠杰克·比尔斯的学徒，并在当砧工时结了婚。后来，他成了一名卫理公会教的世俗传教士。他的布道从人性中的大道理出发，并且充满活力、诗意和雄辩力。

    “我记得，”他说，“30多年前，我在英国卫理公会教的一所教堂里参加了一次‘圣爱宴会’。一个男人站起来，向我们讲述了他是如何在一场热病中失去了妻子，然后接连失去了全部的孩子。面对这一连串打击，他感到平静而安然，好像什么也未曾发生。他没有丝毫痛苦和任何苦闷。他只是相信，上帝之爱是会保护和照顾自己的。直到把这一切讲给我们听的那一刻，他也没有感到任何悲痛。他一讲完，主持宴会的聪明而耿直的老传教士站了起来，他说：‘现在，兄弟，回家去吧。关起门，跪下来，从此不再站起，直到成为一个新人。你告诉我们的，没有任何爱的成分，只不过是我所遇到的基督教徒中最硬的心肠而已。你不仅成不了一名天使，就连当一名得体的罪犯都不配。宗教从来没有使人丧失人性，而是使人更加成为人。如果你是一个人，遭遇到这样的不幸，你的心灵应该破碎不堪。我知道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而且我也知道自己比其他的人并不多什么神性。但我警告你，以后别在‘圣爱宴会’上讲这样的故事。’”

    让我们从科尔叶先生的布道中选出另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以便在另一个更加真实的方面表明同情心的力量：

    在另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我相信是在爱丁堡，一个非常寒冷的夜里，两名绅士站在一所旅馆的门前。这时，一个小男孩儿过来了。他的脸蛋枯瘦而铁青；光着脚，已经冻得通红通红；披在身上的，只是一缕破布条。他走到两名绅士面前说：“求求您，先生，买几盒火柴吧！”

    “不，我们什么也不要。”绅士们说。

    “可是它们一盒才要1个便士。”小家伙哀求。

    “是的，可是你知道我们是1盒火柴都不需要的。”

    “那么，我两盒只要1便士。”男孩儿最后说。

    “为了摆脱他，”绅士后来在一本英文杂志中回忆说，“我买了1盒，可是没有零钱，于是我对他说，我明天再买。”

    “喔，请买下它们吧，”男孩儿再次哀求，“我可以跑去把零钱找开。我实在太饿了。”

    于是，我给了他1先令，他跑远了。我在那儿等着，可是一直不见他回来。于是我就想，我们把1先令丢了。可是我们仍然相信男孩儿那张脸，不愿把他往坏处想。

    深夜的时候，一位侍者进来说，一个小男孩儿想见我。当他被带进来时，我发现他是拿走我那1先令男孩儿的弟弟。他同样衣衫褴褛、贫穷、干瘦。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捻着自己的衣襟，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然后他说：“您是从桑狄那儿买了1盒火柴的那位先生吗？”

    “是的！”

    “哦，那么，这是1先令剩下的4便士。桑狄不能来了，他非常糟糕。一辆马车撞上他，把他撞倒了。他丢了帽子，丢了火柴，也把您的11便士丢了。他的双腿断了，他非常糟糕，医生说他活不了了。这是他能够给您的找头。”

    可怜的小男孩儿把4便士放在桌上，然后伤心地哭了。我把小男孩儿安慰了一番。绅士继续写道：“然后我就和他一起去看桑狄。”

    “我发现两个小家伙和他们肮脏、酗酒的继母生活在一起。他们亲生的父母亲已经死了。可怜的桑狄躺在一堆木屑上面。我一进去，他就知道是我。他说：‘我换了找头，先生，正要回来，一匹马把我撞倒了，我的双腿断了。鲁比，小鲁比！我肯定活不了了。我走了，谁来照看你？你将怎么办？鲁比？’我拉住可怜的桑狄的手，告诉他，我将永远照顾鲁比。他懂得了我所说的，使劲看着我，好像要向我表示谢意。然后，光彩从他那蓝色的眼睛里消失了，在这一刻：

    他沐浴在上帝的光辉里，

    像孩子躺在母亲的胸口。

    一切痛苦消失，

    疲倦的人从此安眠。”

    同情心使人性显得绚丽多彩。其同义词正是爱心。它能够满足伤心人和被压迫者的需要。不管哪儿有暴行、无知和悲伤，同情心都会出手安慰和抚平。悲伤的眼神、呻吟的声音，将会紧紧抱住同情心，不让它离开。出于同情和公正，现时代许多最大的事件才得以产生。难道还要我们提起英国、美国和法国奴隶制的废除、文盲的受教育、主日学校的普及、禁酒的努力、最高阶级的男男女女以如此大的兴趣所致力于的下层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吗？

    同情心有着广阔的天地。爱上帝的人——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就会爱他的邻人，因此不失公正、真诚和仁慈。“公正的人，”玛西隆说，“是超乎世界及其万事万物之上的。一切众生匍匐于他脚下，而他则是上帝的属臣。”看望病人、访问寡妇和孤儿、参加慈善事业、帮助消除贫穷——所有这些都需要勤奋、慈悲和爱心。

    “不管你怎么，”马迪洛说，“看待基督教热情的失败和错误，但你认为更富理性的热情，往往却连基督教仁慈的一半功劳都没有。即使基督教热情迷失了自己的目标，它仍然能够影响其他更冷静的热情所无法影响的人。要不是有教会，到哪儿去找教会学校？要不是有困难重重、饱受攻击的传教大军，文明的进步阵线到哪儿去立足？世上的野蛮人到哪儿去受教育？要不是有对人的灵魂的尊敬，对各种弥补身心缺憾的形式，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将要等待多久？基督徒也许做过许多蠢事，但影响明智者的又是谁？他们也许对世界过分藐视，但又是谁使它变得更适合人居住？”而且，“即使是最贫穷的人，只要一接触活生生的宗教精神，就会变得敬畏上帝，就会出现一种精神的转型。破布扔掉了，家具购置了，疾病痊愈了，孩子聪明了，争吵停止了，艰难的时期度过了，一切比原来更好，一度沉闷而忧郁的悲伤，被希望和信任驱赶得无影无踪。”

    “即使是最穷最穷的人，”沃兹沃斯说，“都能由于几句小小的祝福，而变成父亲和商人。”一个皮匠在朴次茅斯创立了一所贫民免费学校。古斯雷博士对他的评价是：“约翰·帕恩兹是人性的骄傲，他的名字应该被刻上不列颠海岸线内的最高纪念碑上。”一位印刷工人在古鲁瑟斯特创办了英语主日学校，他的名字更应该被刻上纪念碑。一位制鞋匠从纽卡斯尔出发到印度传教，一名女工在格拉斯哥创办了“铸造厂男孩儿宗教协会”。

    穷人对自己需要什么，了解得比富人清楚。在大城市里，我们见到穷人的孩子，他们脸上忧心忡忡、眉头紧锁，这种景象是最令人难过的。富人和穷人分开而居、互不相熟，众多藩篱阻止他们的社会交往。穷人除了自己的阶级之外，就没有什么社会，他们没法摆脱与粗野无知共处的命运。许多穷人的孩子活在世上，似乎就是专门与父母亲的食物作对。他们被胡乱养大成人，过早进入艰难的现实生活。对上流社会来说，穷人只是一群野蛮国家的居民。

    只有穷人才能真实而确切地理解穷人，唯有他们才知道各自的苦难遭遇以及各自对同情心和爱心的需求。如果人们愿意，尽可以讲一讲富人的仁慈，可是这与穷人的相比，它们简直就不值一提。在贫穷的季节，在患病的时候、在险恶的环境里、在悲伤的心情中，穷人们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相濡以沫，这是上层阶级的人从来不敢想象的。穷人们满足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苦劳作，为的只是少得可怜的薪俸。他们还必须把这有限的资金尽量节省，以备自己亲人的应急之需。一旦有人遭遇不幸，马上就有许多双同是不幸的温暖之手伸出来，极力地尽其微薄的友善之力，使疾病和苦难尚可忍受。在这方面，穷人阶层的女人是特别无私而坚韧的。她们做出的牺牲、甘冒的危险、忍受的贫穷、付出的耐心和仁慈，都是人世间闻所未闻的，即使有所耳闻，也令人难以置信。

    关于已故的罗伯特·莱克斯，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专门描述他的事迹，因而我们对他只略微提一提。在他之前，主日学校已经存在了。我们曾经提到过玻罗蒙欧学校，这个学校存在了400多年。可是，在英国，主日学校的出现是很迟的事情。杜尔斯雷的木质卡片制造商威廉姆·金，首先把创办主日学校的念头灌注到莱克斯脑中。前者在杜尔斯雷建立了一所主日学校，可是由于缺少合作者而关闭。在古鲁瑟斯特的一个星期天，他叫上莱克斯，二人沿着小岛——该城最低的部分——漫步。几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儿正在那里玩游戏。“真可怜，”金说，“安息日居然被如此亵渎！”“可是，”莱克斯说，“怎么才能改变这一切呢？”“先生，创办一所主日学校，就像我在杜尔斯雷所做的那样。我得到了一个虔诚的旅客的帮助，可是事情太多了，我无法花如此之多的时间在它上面，虽然我愿意尽量如此，但感到自己仍需要休息。”

    莱克斯访问了古鲁瑟斯特监狱，他看到一个人由于入室行盗而被判处死刑。“他从来没有，”莱克斯说，“接受过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教育，也从来没有向主做过一次祈祷。他只知道，上帝是一个该被诅咒的名字。对未来如何，他也一无所知。”这一次访问给莱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克斯进一步发现，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只有极少数接受过极少量的教育。一旦到了能够做事的年龄，他们就被送去劳动。在劳动的空闲，主要是星期日，他们就毫无节制地在一起鬼混。

    于是，莱克斯创办了一所主日学校。他同情这些孩子们，同时赢得了这些如他所昵称的“小野人们”的爱。他提议教他们读书，教他们学习教会问答集，同时让这些“小野人”学会遵守秩序。1783年，他相继创办了4所学校，并同意给这些孩子的每个教师1先令的工资；同时邀请教区的助理牧师星期日下午到学校访问，并且检查孩子们的学习进度。莱克斯的学校拥有最难得的教学因素——教师们对孩子们真诚的爱。教师们的爱深深感动了孩子们的幼小心灵。

    在莱克斯的第一所学校建成近30年后，一位名叫约瑟芬·兰喀斯特的教友派信徒，来到学校访问已退休的莱克斯。这位年轻的教友派信徒热心地投入到组建一个协会，该协会后来被称为“不列颠及国外学校协会”，任务是在周末给穷人的孩子们上课。这时，主日学校的创始人已经72岁高龄，而且行动吃力。可是他仍然以极大的热情管理着他所衷心热爱的学校。兰喀斯特问了他许多关于创办主日学校的事，而且保存了一份有趣的问答记录。

    兰喀斯特搀扶着老人穿过了古鲁瑟斯特大街，来到后街的一块场地，这儿正是第一所学校的原址。“停在这儿。”老人说。然后，老人抬起头，闭上眼睛，站着祈祷了一会儿。接着把头转向兰喀斯特，一行清泪从他的脸上滑落。他说：“就在我现在站的地方，我看到了孩子们的贫穷，以及这个城市的居民对安息日的亵渎。当我问：‘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一个声音回答说：‘试试看吧。’于是我就开始了尝试，并看到了上帝赞许的眼光。每当我走过这个地方，‘试试看’就会强烈地侵入我的心房，于是我举起双手，把心灵向天堂敞开，感谢上帝把这个念头植入了我的心中。”

    老人向兰喀斯特讲述了许多年来他一直不停地访问城市和监狱，幸运地把3000多名孩子从监狱里救出来，并使他们接受了教育。兰喀斯特率直地问他，他教过的孩子是否有人再次回到监狱里。老人搜索了一下记忆，然后自信地说：“没有。”

    格拉斯哥女工玛丽·安尼·克拉夫，她的社会地位比罗伯特·莱克斯要低许多。当莱克斯成为一名报纸编辑的时候，她还是一名磨工。可是，正如每个人都能做的那样，她找到了帮助别人医治人性创伤的机遇。激励她的，并不是文化，而是女性温柔的同情心。她用自己的双手挣取每天的面包，可是爱——这伟大的导师，却把她提高到一个更高级的工作领域。只有在结束每天的劳动之后，她才开始爱的工作。她发现雇佣的一大群穷男孩儿没有得到工厂的任何照顾。他们完全被忽视了，很早就涉足犯罪的领域。女工对他们非常同情。“我将尽力，”她说，“使他们回归上帝的怀抱，做个好人。”

    她的决心一下，就尽力付诸实行。她所在的工厂最后答应把一间地下室借给她用。1862年6月的一个星期日，她把它开放了。不久，她的身边就聚集了一大批衣服破旧、蓬头垢面的铸造厂男孩儿。他们一直习惯于把时间花在抽烟或粗野的嬉戏上面。现在，女工教他们发音、阅读，教他们讲究卫生、做好事，还要他们信仰宗教。她爱这些贫穷、流浪、受歧视的男孩儿，他们什么时候需要帮助，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

    她保佑和拯救这些男孩儿的努力，不仅仅局限于星期日。整周的剩余时间，她都与他们待在一起。这位高尚的女工，一旦完成她每天的工作，就会来到男孩儿们的家里——如果能够称之为家的话。她知道他们的一切，他们悲惨的经历、他们的危急、他们的险阻。依靠基督教原理，依靠她那动人的行为方式和丰富的仁慈，她在他们中间获得了能够带来幸福结果的影响力。确实，这些男孩与同一阶级境况的其他人相比，显得异常勤奋。他们举止温良、说话得体，言辞中没有了亵渎的嫌疑。“玛丽·安尼·克拉夫的男孩儿们”成了铸造厂的一句谚语。

    “想起来真是令人悲哀，”古斯瑞博士说，“如此之多的基督徒，教养是如此之好、影响力是如此之大，花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和金钱，所做的善事还不如这位女工的十分之一多。如果有人只是一日三省：‘我是我兄弟的守护者吗？’那么，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个对自己却毫不留意的人。每天早上，工厂的钟声一响起，她就起来。然后急急忙忙穿过黑暗而寂静的街道，在半个世界尚未醒来之前，完成了几个小时的工作。……多少个夜晚，她踏上自己的慈善征程，去寻找失落者，安慰伤心人。对于因仁慈而带来的创伤，她把它们紧紧藏在自己那优美的纤手中。”

    3年多的时间，玛丽·安尼·克拉夫小姐一直从事她的高尚工作。最后，她的健康状况恶化，这迫使她把这些工作转让到别人手里。可是，她播下的种子已生根发芽，并且茁壮成长。1865年，“格拉斯哥男工宗教协会”终于成立了。6年里，它就登记了14000名男女会员，并且由大约1500名理事和200多位绅士负责管理和指导。在城市的各个地区，有300多位绅士向年轻人发表了演说。为了提高这些年轻人的社会地位，人们什么办法都使尽了。他们的协会成了主日学校和教会之间的中介，在其中，宗教知识和世俗知识得到自由的传授。协会以节制为第一宗旨，建立了各种小金库和储蓄银行，并得到了其他银行和宗教协会的赞助。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协会都要举办一次音乐晚会。协会尽其所能地使年轻人摆脱无知、无助和城市生活的邪恶。除了个别长期任职的高级教师外，所有为协会工作的人都是志愿者——其工作出于爱心。

    在夏日里，男孩儿和女孩儿们与他们的理事一起到农村去避暑。他们往往到阿基尔公爵设在因维勒雷的公园去——这位公爵是协会的名誉会长。正是在一次这样的活动中，我们有幸知道了这个协会所做的一切善事。虽然它现在还沿用“男工协会”这一名称，但范围早已扩大，它现在成了所有男女工人阶级的协会。它已做的善事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但愿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个协会！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有苏格兰——格林诺克、爱丁堡、丹狄和阿贝狄仿效了这一榜样。曼彻斯特、利兹、布拉佛德，以及英国北部人口密集的工业城市，都怎么啦？在这些地方，同样的协会无疑是有巨大价值的。